巴黎近日举行的“2026·中欧人权研讨会”再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引向人权议题的多元讨论。本次会议聚焦“国际秩序演变与人权未来”，其中，如何从人权视角审视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成为与会专家探讨的焦点之一。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侯赛因·阿斯卡里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分享了他对发展权、中国实践以及当前全球人权治理挑战的见解。
发展权：被忽视的人权基石
在侯赛因·阿斯卡里看来，人权的核心在于保障个人与集体的特定自由，使其能够维护尊严并充分发挥创造潜力。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物质与文化层面的全面发展，而首要步骤是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提供充足的食物、清洁的饮水、适宜的住房，以及普及的卫生、医疗与教育服务，是维护人的尊严与健康的基石。这一观点与中国对人权的理解高度契合。”阿斯卡里指出。
他特别强调，在国际社会广泛讨论各类权利时，发展权常常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早在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就已明确，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的国内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阿斯卡里认为，将人类从饥饿、贫困以及基本服务匮乏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是维护人类尊严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所有人权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从物质发展到文明互鉴的实践
谈及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阿斯卡里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例进行了分析。他回忆，当初成立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正是为了在信息不均衡的背景下，向瑞典乃至欧洲社会客观阐释该倡议对全球经济的意义，并澄清某些西方媒体传播的不实言论，如所谓的“债务陷阱”叙事。
“中国让数亿人口摆脱贫困的成就，其意义超越了国界。更重要的是，中国展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愿意与世界，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分享其发展经验与合作成果。”阿斯卡里表示。他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了一个促进国际合作与共同进步的平台。该倡议通过推动全球许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助力了当地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为合作伙伴国提供了实现物质发展的具体路径。
与此同时，倡议的内涵不断丰富，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合作。它在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协作，并通过广泛的民间文化交流，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理解奠定了坚实基础。阿斯卡里指出，随后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都将发展、安全、和平与文明对话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推进，这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
全球人权治理的挑战与“双重标准”
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给全球人权治理带来了显著挑战。阿斯卡里对此表达了关切。他指出，一些西方强国在人权议题上时常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选择性援引人权论述来服务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而在其不符合自身利益时，则倾向于忽视甚至破坏既有的国际法原则。
“当现有的国际规则不再为其所用时，制定新规则以规避旧规则的做法便会出现。这无疑削弱了国际法的权威性和普遍性。”阿斯卡里分析道。他进一步指出，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全球南方转移，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许多旧有“规则”亟待被重新审视。然而，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仍不充分，权力结构的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阿斯卡里以近期国际热点为例，认为某些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民权利的事件，显示出“丛林法则”在某些情况下有回归的风险。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国际社会重新思考如何强化国际法的地位，并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以真正保障各国人民的权利。在全球多极化发展的进程中，这已成为一个关乎未来的关键议题。
对话的价值：超越形式主义，寻求理解
对于中欧之间举办的人权研讨会，侯赛因·阿斯卡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类对话是弥合东西方在人权理解上分歧的重要桥梁，有助于各方辨别哪些理念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哪些则深受特定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
“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人权准则和法律框架，其形成过程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国家的主导。因此，相关的解读难免会带有欧美政治、社会及文化的烙印。”阿斯卡里坦言。他肯定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的历史贡献，但同时强调，世界各国拥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不存在一种可以机械套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模式。强行推行“一刀切”的做法，只会加剧国际紧张，阻碍合作与对话。
因此，阿斯卡里认为，类似中欧人权研讨会这样的交流平台，其核心价值在于帮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超越僵化的形式主义与教条式解读，在深入的交流中增进实质性的相互理解，共同探索更包容、更切合实际的人权保障路径。这种基于平等和尊重的对话，本身便是对国际合作精神的一种践行，与那些旨在促进全球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的倡议精神一脉相承。